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即提起公訴時檢察機關掌握的證據應當達到何種證明程度。對此目前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對檢察機關掌握的公訴證據標準是否應當與法院判決掌握的標準同一,存在明顯的分歧。而適當降低起訴標準,使之區別于法院判決標準的意見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筆者曾經就起訴標準與起訴方針發表過文章, 1經過進一步的思考,再就此發表幾點意見。

  一、我國現行公訴證據標準的特點

  根據法律規定,結合司法實踐,我國現行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有以下三個特點:

  1.從法律對證據標準的要求看,提起公訴與偵查終結及法院判決一致。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一條就提起公訴的規定是:“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九條對偵查終結的要求是:“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的案件,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并且寫出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并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項就法院有罪判決作出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刑事程序是分階段作出規定。上述規定說明,在一審程序的偵查、起訴、審判這三個基本階段,就證據問題的結論性要求是一致的。有的人認為,公訴標準與判決標準有程度上的區別,因為公訴標準前面使用了“檢察機關認為”這樣的具有主觀色彩的修飾詞,這樣從語感上可以體現出與法院判決略有區別。但分析法律條款的關系,這種說法似乎根據不足,因為偵查終結時對證據的要求是“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并沒有加上“偵查機關認為” 這樣的主觀修飾詞。我們不能由此認為偵查終結的標準高于起訴證據標準,因為這顯然有悖于法理,也不是立法的設計思想。同理,加上了“人民檢察院認為”這樣的修飾詞,也不能因此而認為公訴標準低于判決標準。

  2.在實踐中,檢察機關大體按照法院定罪要求來掌握公訴標準。這一是因為檢察機關的公訴部門長期與法院刑事審判庭交往,對法院判決實際把握的標準比較熟悉。這實際上是一種反復進行的“博奕”,如果公訴部門不按法院的標準提供案件,就很可能導致起訴失敗,因此,在這種長期的交往過程中,公訴部門為了保證起訴的有效性,基本按照法院可能作出有罪判決的要求來把握公訴的證據標準。支撐這一論點的,有一個重要的論據,就是我國提起公訴的案件,法院無罪判決率很低(應在1%以下),而且無罪判決中還有一部分是因為法律上的原因以及辯護方在法庭上提出了有力的無罪證據所導致的。這說明公訴時與審判時對證據的把握趨于一致。這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對一部分案件(主要是公安偵查的案件),檢察機關因擔心起訴失敗,采取了過于謹慎的做法,在刑事起訴方面未能體現檢察機關作為一個積極而能動地提起刑事追訴以維護社會法律秩序這樣一個特征。

  3.對某些案件證據標準的把握寬于法院判決的證據標準。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承擔控訴職能,它應當對全部具備公訴條件、有必要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起訴。但刑事案件要證明到無懈可擊的程度,往住比較困難,而有一部分案件需要盡量爭取定罪,那么,對于那些即使不排除作出無罪判決的案件提起公訴,在實踐中有時也是必要的,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也可能傾向于提起公訴。如社會反響強烈,受到有關方面關注的案件。更為突出的是,對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案件,某些案件即使證據不夠充分,檢察機關也傾向于提起公訴。

  對自偵案件的證據標準把握較寬,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這些案件,尤其是其中的受賄犯罪案件,證據難以取得,證明十分困難,因而犯罪黑數很大,檢察機關力求起訴這些案件,以履行其反腐肅貪的責任。二是由于對這些案件已經立案并采取了強制措施,通常還扣押了一部分財產,如果不提起公訴,意味著立案與逮捕不當,因此辦案機關往往傾向于對這些案件盡可能地提起公訴。不過,為了防止法院的無罪判決,有些檢察機關可能事先征求法院刑事審判庭的意見。

  二、目前對公訴標準的不同意見及其理由

  目前在討論我國公訴證據標準設定時,有兩種不同意見:

  1.與判決標準同一論。即認為公訴標準應當與判決標準同一,主要理由是有利于保證公訴的有效性,防止公訴失敗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浪費國家司法資源。而且有利于防止檢察機關濫用公訴權,以保護公民的權利。

  此外,還有的學者從各國司法審查制度的不同來論證同一論的觀點。如孫長永教授指出,其他法治國家對公訴有司法審查制度,可以抑制檢察機關濫用公訴權,對公民進行不當指控。但中國的公訴權獨占,不能付諸司法審查,因此必須設定較高的公訴證據標準,以防止公訴權的不當發動。

  應當說,“同一論”仍然是“官方”的主導意見。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穹2001年7月在《關于“嚴打”整治斗爭中的法律適用問題》一文中指出: “‘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是實踐中辦理刑事案件的證明要求,適用‘兩個基本’認定案件,必須達到確定無疑的程度,必須排除其他可能性,保證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正確。……在起訴和審判階段,要按照”兩個基本“的要求掌握具體的條件,凡是符合條件的,就要依法起訴、判決”。這里所表達的,仍然是標準一致的思想。

  2.區別于判決標準論。有相當一部分學者以及檢察機關的許多同志認為,我國刑事公訴的標準與判決標準應當有區別。主要理由是:

  從比較研究看,這種區別是各國的普遍做法。如國外以“排除合理懷疑”或建立“內心確信”為定罪標準,而起訴標準則可能是“合理的根據”(美國),“有犯罪嫌疑”(日本),“足夠的事實根據”(德國)等,與定罪標準都有一定區別。

  從檢察機關的性質和功能看,檢察機關應當是一個能動的積極的維護國家法律秩序的機關,它應當對于具備起訴條件的一切違法犯罪者進行追訴,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法制。降低起訴證據標準,有利于檢察機關職能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