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對檢察權的權能范疇和權屬定位引發了理論上的激烈爭論,而作為檢察權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公訴權更是引發了廣泛的關注。本文擬從公 訴權的性質、功能及其現狀闡明對公訴權加以拓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由此探索重構我國刑事司法體制的理想模式,以期對公訴制度的健康發展和檢察改革的深入 推進有所裨益。
一、公訴權的性質及其功能
公訴權是法定的專門機關代表國家主動追究犯罪,請求審判機關對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并處以刑罰的一種訴訟權力,它是一項重要的國家權力,具有專屬 性,是由法定的專門機關--檢察機關所獨有的權力。縱觀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的現狀和其發展史,公訴權的最初都是作為國家刑事追訴權的形式而出現,是國家為了 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在對犯罪的私人追訴權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后來,隨著犯罪活動的不斷變化和發展,人們對犯罪的危害性 認識逐步加深,對犯罪的私人控制和追訴能力逐漸減弱,致使私人追訴權的局限性越來越顯現出來,刑事公訴權得以在更大程度上、更大范圍內發揮作用,并最終成 為追訴和遏制犯罪的主要手段,成為一項重要的國家權力。而世界各國所規定的行使公訴權的法定機關,也幾乎無一例外地確定為檢察機關,雖然各國在對檢察機關 的性質、職能的設定上有所不同,甚至存在較大的差異,但公訴權仍然是各國檢察機關共同享有的基本權力。
盡管公訴權是國家為進行對犯罪活動加以刑事追訴而設定的一項權力,且一直以國家刑事追訴權為其主要內容,但發展至今,公訴權設定的意義卻并不僅僅 限于此。國家為維護其統治秩序,對犯罪活動進行遏制和追究,從簡單的考慮來講,只要設立偵查和審判兩個部門,分別行使偵查權和審判權,一個來偵查,查好了 就判決,這就能夠達到目的了,但各國都在這兩個部門之間另設一個公訴部門,在偵查權和審判權之間另設一個公訴權,究竟是出于什么考慮呢?筆者認為,這并不 是無謂之舉,歷史和實踐也完全證實了這一點。誠然,公訴權是一項司法請求權,它可以體現偵查的價值,通過啟動審判程序達到偵查的最終追求目標,但設立公訴 權的目的不僅僅在于為偵查和審判之間提供一個橋梁,也不僅僅在于延續偵查啟動審判,更在于通過在這兩個國家權力之外產生一個制約權力的權力以構建一個權力 制衡的機制。"權力必須進行制約,權力可以進行制約,制約的目的在于取得權力之間的均衡,以防止某項權力的惡性膨脹。任何一種政體及權力運行框架都必須考 慮權力之間的合理制約與平衡。"這是權力制衡理論的基本內涵,也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在進行國家權力設置和分配時所普遍適用的基本原則。為了使權力的制衡更 加合理、有效,就必須在權力之外再設立第三項甚至更多的國家權力,而且這種外在權力必須要能夠參與訴訟活動之中才能夠有效和持久,這才有了公訴權的產生。 我國將行使公訴權的法定機關--檢察機關的性質定位于法律監督機關的客觀事實正是這項原則在我國的憲政體制中的充分體現,也正是說明了公訴權所具有的不僅 僅為延續偵查啟動審判的職能,它更具有在行使其他公訴職能過程中所行使的法律監督職能。因而,在分析我國公訴權的性質時,不能脫離設定這種權力的初衷和它 在現實中所顯現的對偵查權和審判權的制約作用,也就是說,作為我國檢察權之一的公訴權屬于最高國家權力(立法權)之下制約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獨立的監督權之 一,具有法律監督權的性質,它的基本功能也在于在參與刑事訴訟活動承擔刑事追訴職能的過程中監督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正確認識公訴權的性質,給予其在整個國家權力尤其是在國家刑事司法體制中的準確定位,對于正確配置司法資源,充分發揮公訴權的應有功能,保證國家 權力的合理、健康和高效運行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一段時期以來,在我國的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對這一問題卻存在較大的爭論。許多學者在研究西方國家的 權力配置和刑事司法體制后,往往習慣于從西方的三權分立理論中去尋找我國刑事公訴權的性質定位,以致得出公訴權或是行政權或是司法權的"兩難"結論,當發 現這些理論與我國公訴權的現狀出現不協調時,有些學者甚至采取了折衷的做法,以所謂的兼具行政權和司法權特性的"準司法權"取而代之。其實,歸根結底,這 些理論的形成與其論及的大前提的錯誤是分不開的。任何一項國家權力及其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都是和它所在國家的國情和社會制度密不可分的,政治和法律的理論同 樣如此。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制衡理論是以立法、行政、司法這"三權"作為劃分國家權力的基礎的,這"三權"之間是一種平行的關系,無權力的理論上的大小、主 次之分,所以在西方國家中,任何國家權力都可以在這"三權"中找到其正確的定位。而在我國所實行的是以立法權作為最高的國家權力,其他任何國家權力均由其 產生,并對其負責的國家權力構建體系,這就形成了一種金字塔型的權力體系,位于塔頂最高端的就是立法權,這屬于第一層次的權力,而位于其下的才是國家的行 政權、司法權和監督權,這些應該屬于第二層次的國家權力。所以,我國在對國家權力進行配置時,仍然充分考慮到了權力的分立、均衡和制約關系。專門設立監督 權正是這種關系的最明顯的體現,以保證國家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有效運行,防止權力行使的懈怠和濫用。值得關注的是,西方檢察權雖然列入行政權的范疇,但其檢 察官的出現卻正是國家為實現對司法審判權的控制的需要,而如今,公訴權的拓展和擴大已經作為社會進步的一個顯著標志,日益得到重視和關注。
二、公訴權的現狀及其拓展的必要性
既然公訴權是一項法律監督權,是為了達到國家權力的制衡目的,這種權力就必須具有和其相制約的權力的相當性和均等性,否則,就難以達到有效制衡和 合理制約的目的,這是權力制衡原則的又一基本內涵。也就是說,國家權力的分立這只是第一步,其目標是要達到權力之間相互制約,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使分 立了的權力之間具有制約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即權力的均衡性,國家在對權力進行設定時必須同時考慮這一因素。但我國目前的現狀卻并不理想,作為監督權行使主 體之一的檢察機關所享有的公訴權的權能范圍、權力大小和行使方式、保障措施等都顯現其不具有這種相當性和均等性,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訴權的有效行 使,達不到國家權力有效和合理制衡的最佳效果,最終影響了包含公訴權在內的國家整個法律監督權的權威和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