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層面上的刑罰執行依據是哲學層面上的刑罰執行依據的具體化,是對刑罰報應需要與預防需要的展開
。從法學層面看,刑罰執行的依據主要是懲戒犯罪者、改造犯罪人、剝奪犯罪人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適應社
會等。懲戒犯罪者體現了刑罰報應的需要,而矯正犯罪人、剝奪犯罪人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適應社會等體現
預防犯罪的需要。
一、懲戒犯罪者
懲罰犯罪者是刑罰執行的基本依據。
何謂懲戒罪犯?在刑罰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懲戒的內容有所不同。在以肉刑與死刑為核心的刑罰發展時期
,基本刑罰懲戒的內容就是剝奪人的生命和對人施以肉刑帶給人痛苦。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有五刑之說。五刑
有新舊之別。所謂舊五刑,指墨、劓、@①、宮、大辟。所謂新五刑,指笞、杖、徒、流、死。在五刑中,大辟
、死是死刑,而墨、劓、@①、宮、苔、杖是肉刑。在國外,在以肉刑與死刑為核心的刑罰發展時期,基本刑罰
懲戒的內容也是剝奪人的生命和對人施以肉刑。《漢謨拉比法典》全部條文282條,規定可以施以死刑的就有3
6條。死刑執行方法有焚刑、溺刑等,至于挖眼、斷指等肉刑是普遍適用的刑罰。《摩奴法典》、《查士丁尼法
典》莫不如此。被認為歐洲中世紀濫用死刑與肉刑典型的《加洛林納法典》連在別人池塘捕魚都要判處死刑,
且規定有名目繁多的肉刑。恩格斯曾經說:“加洛林納法典中的各章論到‘割耳’、‘割鼻’、‘挖眼’、‘
斷指斷手’、‘斬手’、‘車裂’、‘火焚’、‘夾火鉗’、‘四馬分尸’等等,其中沒有一項不被這些尊貴
的老爺和保護人隨時高興就用在農民身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
97.),由于生命刑、肉刑的殘酷,由于自由價值的逐漸凸現,由于發展初期的資本主義對勞動力的需要,自由
刑很快成為刑罰的中心。這樣,以自由刑為核心的刑罰體系代替了以生命刑與肉刑為核心的刑罰體系。在以自
由刑為核心的刑罰發展時期,基本刑罰懲戒的內容就是剝奪和限制人的自由。在不同國家自由刑的名稱有所不
同。常見的剝奪自由刑名稱有徒刑、監禁、禁錮、勞役、拘役拘留等,常見的限制自由刑名稱有管制、社會
服務令、不剝奪自由的勞動改造等。自由刑的特點是以剝奪自由作為刑罰懲戒質的要素,以時間作為量的要素
。自由刑不包涵肉體懲罰,因而在執行自由刑時,不能對犯罪人施以肉體懲罰。自由刑的懲戒內容是否包涵勞
動?這是一個尚有爭論的問題。有人認為自由刑的懲戒內容不包涵勞動,有人認為自由刑的懲戒內容包涵勞動。
筆者認為,自由刑的懲戒內容不包涵勞動。從歷史看,剝奪自由的刑罰與勞動懲罰密切相關的。我國古代的城
旦春、鬼薪等都是在剝奪人的自由同時,以勞動懲罰罪犯。雖然隋唐后,這種刑罰被統稱為“徒”,但是,仍
同現代徒刑存在天壤之別,其本質是勞役刑。在西方自由刑發展的時期,剝奪自由也是與勞動懲罰密切相關的
。例如,德國曾用繁重的體力勞動懲罰罪犯,如使用犯人在軍艦劃槳、修建要塞等(注:[德]李斯特,徐久生譯
.德國刑法教科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18.),其他國家也差不多。在現代刑罰中,雖然監獄仍然在組
織罪犯勞動,但是,它不再是一種懲罰罪犯的手段了,而是改造罪犯的手段。勞動不是自由刑的懲戒內容。實
際上,這一觀念在20世紀初已經形成。李斯特曾經指出:“從基于對《帝國刑法典》的理解來看,犯人的勞動
意味著懲罰,但現在人們毫無保留地認為:犯人勞動是犯人最重要的再社會化方法,因此,犯人勞動必須具有
生產上的效益,必須以現代化的方式來勞動,必須對犯人有教育意義的價值。”(注:[德]李斯特,徐久生譯.
德國刑法教科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31.)當今世界上的國家或者進入以自由刑為核心的刑罰發展時
期,或者進入以自由刑與財產刑為核心的刑罰發展時期,剝奪自由或者限制自由是懲戒犯罪人的基本方法。
懲戒罪犯具有充分的正當性。在刑罰執行中懲戒罪犯是刑罰目的的要求。在我國,關于刑罰目的存在不同
的觀點:有的認為,刑罰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有的認為,刑罰目的在于預防犯罪,預防犯罪包括一般
預防與特殊預防;有的認為,刑罰目的在于預防犯罪與消滅犯罪;有的認為,刑罰目的具有層次之分,刑罰的
根本目的在于預防犯罪,而直接目的在于懲罰犯罪、威懾社會上不穩定的人、改造犯罪人。還有學者提出,刑
罰的目的在于對犯罪人進行懲罰及預防犯罪。類似的觀點有刑罰的目的在于報應犯罪與預防犯罪(注:陳興良.
刑罰目的二元論[J].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1,(2).)、刑罰的目的在于懲罰犯罪人與防衛社會免遭犯罪侵害。
(注:謝望原.刑罰價值論[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9.128.)筆者認為,后一種觀點更合理一些。無疑,
預防犯罪是刑罰的重要目的,適用刑罰必須考慮它的后果,特別是對犯罪人所產生的后果,但是,刑罰制定、
刑罰裁量和刑罰執行要充分考慮刑罰報應的需要,把懲罰作為刑罰目的符合人類情感的倫理需要,是正義使然
;把懲罰作為刑罰目的也是實現預防犯罪的需要,無論特殊預防目的的實現,還是一般預防目的的實現都離不
開懲罰的施加。因而,刑罰的目的在于懲罰犯罪人及預防犯罪。根據刑罰目的,刑罰執行必須懲戒犯罪者:只
有懲戒犯罪者才能貫徹刑罰的報應思想,使罪有應得這一基本社會理念現實化;只有懲戒了犯罪者本人才能使
欲犯者知道犯罪的結果,向社會公眾傳送違法必究的信息,實現一般預防;只有懲戒犯罪者,才能使犯罪人認
識到犯罪的后果,進而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因而懲戒犯罪者具有充分的正當性。有的論者否定刑罰執行的懲
罰性,似乎刑罰執行懲戒罪犯就是不文明,就是不人道,否定刑罰的懲罰性。例如有論者認為,我國監獄對罪
犯執行刑罰,其目的既不是為了懲罰,也不是為了威懾,而是為了改造罪犯。(注:楊殿升,張金桑.中國特色
監獄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0.)還有人干脆認為監獄是罪犯處遇機關,而不是刑罰執行機關
。(注:耿光明等.揭開行刑的面紗——論監獄的性質和法律關系[J].中國監獄學刊,2001,(1).)在刑罰執行活
動中,改造固然重要,但是改造僅僅是刑罰執行工作中的一個方面。不能以改造排斥刑罰的懲罰性,否定刑罰
的懲戒內容。否定刑罰執行的懲罰性,否定刑罰執行的懲戒內容,將使刑罰失去報應性,將使刑罰不能有效威
懾欲犯者。這樣,不僅不能有效地改造罪犯,(注:改造罪犯離不開對罪犯的懲罰,沒有懲罰,就沒有改造。)
還有可能嚴重損害社會的公正價值,甚至使社會失控。因而,刑罰執行必須要堅持對犯罪者的懲戒。監獄行刑
“報應模式”(The Retribution Model)和“公正模式”(The Justice Model)(注:“報應模式”和“公正模式
”是美國刑罰改革中新出現的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都主張根據罪行確定刑罰,強調刑罰執行要充分考慮刑罰
報應的需要,反對將矯正作為刑罰執行的主要目標,參見劉強:《美國矯正工作的五種基本模式》,《上海警
苑》2000年第9期。)的興起有其合理性,而醫療模式、康復模式的衰敗有其必然性。西方刑罰改革的經驗值得
我們充分重視。
二、矯正罪犯
在英語中,對矯正的表述為Reform、Correction、Rehabilitation等。在漢語中,所謂矯正,又被稱為改
造,其基本意蘊為改惡從善,與英語基本相同。通常的表述是,矯正是指監獄在執行刑罰過程中,通過監管、
教育、生產勞動等手段,使罪犯轉化思想、改正惡習、增長知識、掌握勞動技能,成為守法公民和自食其力勞
動者所進行的活動。關于矯正的必要性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概括說,矯正罪犯的思想是與人的功利本能一
致的,在理論上是與預防犯罪的思想一致的。這是矯正活動產生、發展與興盛的根本動因。在這里,我們談談
矯正罪犯的可能性。
確立了罪犯矯正這一命題,一個與之對立的命題相應產生:罪犯能否被矯正?如果罪犯不能被矯正,確定罪
犯矯正這一目標便沒有任何意義。
最早明確提出罪犯不能被矯正的人,當屬刑事人類學派創始人龍勃羅梭。龍勃羅梭通過對成千上萬個罪犯
進行觀察認為存在天生犯罪人。龍勃羅梭認為,對天生犯罪人談不上矯正,只能采取包括流放罪犯于荒島、切
除前額在內的方法剝奪罪犯的犯罪能力。天生犯罪人的觀點有著廣泛的影響。龍勃羅梭之后,雖然天生犯罪人
觀點得到修正,但很多學者仍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之。菲利雖然認為自然因素、社會因素,如人口密集程度、公
共輿論、宗教、家庭情況、教育制度等,是罪犯犯罪的重要原因,認為罪犯的心理狀況,包括智力和情感異常
,尤其是道德情感異常,以及罪犯所接受的訓練和教育等個人的狀況,是罪犯犯罪的重要原因,但是,他認為
生物原因仍是罪犯犯罪的重要原因,如腦異常、顱骨異常、主要器官異常、感覺能力異常、反映能力異常等。
(注:[意]菲利,郭建安譯.犯罪社會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41-42.)李斯特雖然強調社
會因素在個人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他承認個人因素在犯罪中的作用,他的名言“矯正能矯正好的,不能矯
正的不使之為害”即反應了他的主張。二戰后,有學者根據自然科學的研究新成果提出了“內分泌失調理論”
、“染色體異常理論”、“中樞神經異常”等理論,證明罪犯是不可矯正的。上述理論對罪犯矯正思想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沖擊,但是,基本上沒構成根本性的破壞,因為上述觀點并不否認有一些罪犯是可以改造的。就是
龍勃羅梭也不否認有的罪犯是可以改造的。他在《女性犯罪人》一書中主張對可以改造的女犯要安排在工作室
中工作,晚上將她們安排到較大的監舍中。對女犯可以進行獎勵,以鼓勵她們在道德上取得的進步。對表現好
的可以讓她們有好的待遇,甚至可以考慮提前釋放。(注:吳宗憲.西方犯罪學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218.)在矯正懷疑論中對矯正思想造成最大沖擊的是美國學者羅伯特·馬丁森(RobertMartinson)、道格拉
斯·利普頓(Douglas Lipton)等在1974年提出他的著名的研究成果:《為什么效果?關于監獄改革的問題與答案
》。馬丁森在這個成果及其隨后出版的《矯正治療的實效》一書被人稱為“馬丁森炸彈”。(注:[美]霍金斯等
,孫曉靂等譯.美國監獄制度——刑罰與正義[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250.)盡管馬丁森沒有
探討罪犯能否改造問題,但是他認為罪犯矯正無效果。上述成果是馬丁森同他的同事對1945年1月到1967年底之
間完成的1000多項有關監獄矯正的研究重新加以檢驗的結果之一。他們認為在這1000多項研究成果中,只有23
1項符合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標準。他考察了這200多項成果后指出:“這些資料使我們很難對教養寄予希望,
把它看成是已經找到的降低累犯的有效途徑。這并不是說,我們沒有發現成功或者半成功的實例,而只是說,
這些實例彼此孤立的、無法提出能夠表明某種矯正方式的效果的清晰模式。這也不等于說,矯正領域之外的一
些因素,例如30歲以上的犯罪人累犯行為下降的趨勢,對減少累犯沒有效果;而只是說,這些因素似乎與我們
現在使用的矯正方法很難有什么聯系。”馬丁森對矯正效果提出嚴重的懷疑。(注:吳宗憲.西方犯罪學史[M].
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114.
[英]布萊克博恩,吳宗憲等譯.犯罪行為心理學——GJ YWX、研究和實踐[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
000.336.
[美]拉布,張國昭等譯.美國犯罪預防的理論實踐與評價[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184-
185.)矯正是人類控制犯罪并以最寬厚的胸懷對待犯罪人的一種善舉,是人們的一種偉大的理想:通過矯正罪犯
,使邪惡之徒改惡從善回到正路,重新享有人應有的尊嚴,同時根本性地消除危害社會的邪惡,從而使人類生
活在安全、祥和、互敬、互愛的美好生活中。然而,馬丁森認為矯正無效果,似乎矯正罪犯又是一個烏托邦。
馬丁森報告的影響是強烈的。不僅贊同報應與威懾的保守派接受了他的觀點,而且一些原本贊同矯正的自
由人士也接受了他的觀點。美國20世紀出現諸如“報應模式”的監獄管理模式,與馬丁森的報告有著密切的聯
系。“報應模式”認為,罪犯被判刑后應送入不同安全等級的監獄。對殺人犯等罪犯送入最高警戒級的監獄,
而對于犯輕微罪的罪犯送入最低警戒級的監獄。總之,犯罪越嚴重,越需要嚴格管理。這種模式認為,矯正罪
犯不能成為監獄刑罰執行的一個目的,在懲罰罪犯中適當開展一些矯正工作是可以的,但在監獄工作中不是必
不可少的。(注:劉強.美國矯正工作的五種基本模式[J].上海警苑,2000,(9).)
我國在刑事司法領域基本上沒有用實證的方法研究上述問題,(注:就目前而言,在我國即使使用實證方法
進行研究,也不會被得到承認。)但是,從邏輯角度我們對此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我國的通說認為,罪犯可以矯
正具有生理學、心理學、行為學上的根據。
從生理學上說,罪犯的犯罪思想及惡習在形成過程中,盡管建立在先天遺傳基礎上的無條件反射起著一定
的作用,但是條件反射卻起著決定性作用。那種有害于社會的暫時神經聯系是罪犯在后天的墮落生活中形成的
,可以隨外界環境或外界刺激的變化而變化。罪犯被判刑投入監獄后,只要監獄對罪犯積極地、不間斷地改造
,就會弱化罪犯原有的有害于社會的神經聯系,并形成新的暫時神經聯系,即遵紀守法、自食其力的神經聯系

從心理學角度講,人的心理具有物質屬性,即一定心理總是一定客觀環境的產物,罪犯犯罪心理并非與生
俱來,也非憑空產生,而是在后天社會生活和活動中,在與他人交往和個人經歷中逐步形成的,是眾多相關因
素作用下形成的,是外界不良刺激物反復作用的結果。既然罪犯的犯罪心理是不良社會環境的產物,那么,改
變罪犯的舊的生活實踐,而代之以全新的生活實踐,改變舊的不良的社會環境及條件刺激物,作為主觀映象的
心理必然會發生相應變化,即存在的改變早晚會引起心理發生相應變化,直至形成反映新現實存在的新的心理
。罪犯心理學認為,監獄實行科學、文明、體現人道主義的管理可以促進罪犯心理的轉化。
從行為學的角度看,人的行為不僅受環境的影響,而且要受強化作用的影響,即要受行為所帶來的結果的
影響。強化主要有三種:第一,正強化,即某一行為如果會帶來使行為者感到愉快和滿足的東西,如金錢、贊
譽,行為者就會傾向于重復該行為;第二,負強化,即某一行為如果會消除使人不快或厭惡的東西,行為人會
傾向重復該行為;第三,懲罰,即某一行為如果會帶來令行為者不快的東西,行為者就會終止或避免該行為。
由于人的行為取決于環境和強化,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改變環境和運用強化手段控制和改造人的行為。
此外,罪犯可以矯正具有哲學上的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認為,存在決定意識。人的思想意識的形
成是大腦機能運動的結果,是客觀世界在人腦中的反映,“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
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17.)而客觀世界不
是固定不變的,世界上的萬事萬物無一不是變化發展的。“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靜止不動、停滯不變的狀
態,而是看作不斷運動和變化、不斷更新和發展的狀態,其中始終有某種東西在產生、在變化,有某種東西在
破壞、在衰頹。”(注:斯大林選集,下卷,第426頁。)馬克思主義從辯證唯物主義及辯證法出發,認為罪犯是
可以改造的。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曾指出:“在理論上不存在不能改造的罪犯。”前蘇聯在列寧主義指導下
以立法形式確定勞動改造機構工作的目的是“改造和再教育犯人”。毛澤東則一貫堅持對罪犯實行改造的政策
。早在1949年毛澤東就指出:“對于反動派實行專政,這并不是說把一切反動階級分子統統消滅掉,而是要改
造他們,用適當的方法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為新人。”(注: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頁。)1960年他在接見斯
諾時指出,許多犯罪分子是可以改造好的,是能夠教育好的。基于罪犯是可以改造的理論,我國將改造罪犯作
為監獄工作的基本任務和主要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機關
是對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實施懲罰和改造的機關。”199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規定:“
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
總之,絕大多數罪犯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矯正的。
事實上,在馬丁森提出他的看法后,很多相反觀點出現。帕爾默(T.Palmer)對馬丁森所使用的材料表示懷
疑。他認為,馬丁森沒有對犯罪人的特征與矯正人員、矯正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加以充分說明。(注:[英]布萊
克博恩,吳宗憲等譯.犯罪行為心理學——理論、研究和實踐[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0.336.)馬丁森
忽略了許多積極的發現:有些矯正方案對某些犯罪是起作用的,我們不能強求用一種藥治愈所有的病,用一種
方法矯正所有的罪犯。(注:[美]拉布,張國昭等譯.美國犯罪預防的理論實踐與評價[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
大學出版社,1993.186.)哈勒克(S.Halleck)等認為監獄系統是在不理想的狀態與環境下矯正罪犯的。還有學者
從實證角度有針對性地對此進行研究。金德魯(P.Gendreau)等評價了95項對不同類型的矯正人口進行干預的報
告,包括酗酒者、吸毒者、性越軌者實施的矯正計劃,結果發現,86%描述了成果的結果。布萊克博恩在評價了
20世紀70年代發表的40項有關犯罪人的心理矯治計劃,結果也發現在那些跟蹤研究的矯正計劃中50%以上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