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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傷害罪辯護詞怎么寫

故意傷害罪辯護詞怎么寫

發布時間 :2018-07-04 13:46瀏覽量 : 538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一直以來都存在著刑事辯護,辯護主要是維護相關當事人的合法利益,比如說故意傷害罪,就存在著一些辯護。辯護詞的中心應當圍繞著無罪或者罪輕而論,如果主張無罪辯護就需要力爭當事人的行為非罪。如果進行罪輕辯護,則只能圍繞有關案情提出從輕或者減輕的適用理由。故意傷害罪辯護詞內容包括辯護人提出的觀點、理由,庭審查明的證據等。
  •   故意傷害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河南群達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賀某某家屬的委托,并經被告人賀某某本人同意,指派米宗周律師擔任被告人賀某某的辯護人。辯護人在庭審前查閱了本案卷宗材料,會見了被告人。案件經過法庭調查,案件事實已經清楚,現根據本案的事實和法律,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辯護人對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賀某某的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不表示異議,但是認為被告人賀某某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請求合議庭在對被告人賀某某的行為量刑時予以考慮。具體辯護理由如下:

      一、本案受害人具有重大過錯,被告人賀某某 從輕處罰。

      起訴書指控“2006年 2月13日,被告人賀某某因瑣事與本村村民張會仁發生爭吵,引起撕打”。而當時發生打架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受害人當天因為自己家的麥桿垛被人點燃,然后在路邊漫罵,而且漫罵的非常難聽。最重要的是其語意所指就是懷疑本案被告人賀某某點燃了他家的麥桿垛。根據受害人罵的語言在現場的其他村民隨便一想就會想到是罵被告人。被告人賀某某無奈才讓受害人別不點名的罵,誰點他家麥桿垛他就罵誰。受害人極其無理欲與被告人動武,在發生爭吵之后,雙方引起撕打。可見,受害人對傷害案件的發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鑒于受害人的過錯行為,懇請法庭對被告人賀某某從輕處罰。

      二、案發后被告人賀某某悔改態度明顯,且此次犯罪系初犯、偶犯。

      案件的起因是受害人的漫罵,被告人賀某某一時沖動,加上對法律了解不深,根本就沒有想到事情的嚴重性,不慎做出這樣的事情。事后被告人感到非常后悔,悔罪態度明顯。因此,被告人賀某某系初犯、偶犯,建議法庭對被告人從輕處罰。

      三、本案被告人賀某某與受害方已經達成調解協議,取得的受害人的諒解。

      案發后被告人賀某某的家屬積極與受害方進行協商賠償事宜,因為兩家人本就是鄉里鄉親,被告人的態度很快取得了受害人的諒解,并與被告人簽定賠償協議。受害人也不愿意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既然被告人與受害方達成調解協議并取得受害人的諒解,懇請法庭對受害人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綜上,被告人賀某某故意傷害他人,事實清楚,但被告人賀某某是初犯、偶犯,加之受害人具有重大的過錯。因此,辯護人建議法庭考慮被告人賀某某從輕量刑。

      以上意見,供合議庭參考并希采納!

     
  •   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無罪辯護詞

      案情簡介:某市檢察院指控,2012年5月5日14時許,被害人李某與朱某、宋某、俞某一起到王某的出租屋內,與陳某、哈某等一起劃拳喝酒。在喝酒過程中,朱某對李某的表現不滿,提出要給李某“收風”(毆打教訓的意思),哈某當即向朱某表示:“我幫你收”。然后,哈某用胳膊肘在李某臉部打了一下,致使李某鼻孔流血,并對李某進行了口頭教訓。16時許,哈某將李某拉至屋外,用空啤酒瓶對李某頭部進行毆打,李某出現嘔吐現象,宋某發現后將李某扶進屋內休息。17時許,陳某又用空啤酒瓶對李某進行毆打,李某躺倒在地不省人事。俞某、宋某發現李某受傷嚴重,遂生不平,與哈某、陳某發生打斗。18時許,俞某、宋某、朱某將李某送往醫院搶救,醫生查驗后表示李某在送往醫院之前已經死亡。后經法醫鑒定,被害人李某系生前被他人用鈍器致傷頭部,使顱腦重度損傷而死亡。

      某市檢察院后將哈某列為第一被告人,陳某列為第二被告人,朱某列為第三被告人提起公訴。本律師接受第三被告人的委托,通過會見犯罪嫌疑人,查閱案件材料,分析定性后提出了無罪辯護意見,后獲得法官的支持。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規定,甘肅鑫正大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朱某的委托并經其同意指派我所律師高付華擔任其辯護人。通過庭前調查閱卷,會見犯罪嫌疑人,辯護人了解了本案的基本事實,現提出無罪辯護意見,懇請法庭予以采納。

      在發表正式辯護意見之前,辯護人首先對這起傷害案件中遭受不幸的被害人深表痛心。在此,被告人及其親屬也委托辯護人向被害人家屬轉達其最深深的懺悔!但是,痛心之余,作為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也有責任依法就本案事實認定以及法律適用問題予以闡述,以協助人民法院對被告人朱某作出公正的判決。

      一、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朱某因瑣事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死亡,涉嫌故意傷害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從犯罪的主觀方面來看,朱某不具有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故意,對此,辯護人可以從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予以逐一分析。

      1、根據起訴書指控,朱某是在飲酒過程中因對受害人的酒風表現不滿遂提出要給李某“收風”。雖然公訴機關認為收風就是毆打教訓的意思,但是在劃拳飲酒這個特定的場合下,“收風”所要強調的中心意思是為了督促李某喝酒,并不是為了打他,更不可能置他于死地,在酒場上說“收風”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句戲言,平常也會經常遇到,辯護人認為必需結合特定的地點在特定的語境下來理解“收風”這句話,何況“收風”一詞有多重含義,未必就是毆打教訓的意思。

      2、即便朱某所講“收風”就是毆打教訓的意思,那也只是朱某個人隨口說的,并未指定由具體的哪一個人去打,要打什么部位。至于哈某表示要幫朱某收風,那完全是哈某的個人行為,與朱某無關,雙方在此之前并無意思聯絡,而且哈某表示要幫朱某收風后,朱某還當場反駁哈明巖“我的事情管你什么事”(詳見陳某在證據材料卷第51頁第13行的供述),從朱某的這一制止表現來看,更加說明哈某毆打李某與朱某無關。

      3、如果認定朱某所講“收風”與哈某毆打李某有關聯的話,那這個犯意最多也只能持續到“哈某用胳膊肘在李某臉部打了一下,致使李某鼻孔流血,并對李某進行了口頭教訓”這個行為上,至此,朱某的犯意也就結束了。朱某應該對此“哈某用胳膊肘在李某臉部打了一下,致使李某鼻孔流血,并對李某進行了口頭教訓”行為后果承擔責任,但這一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可能構成犯罪。

      4、“至于16時許,哈某將李某拉至屋外,用空啤酒瓶對李某頭部進行毆打,致使李某出現嘔吐現象”這一行為的直接原因很明確,那就是哈某嫌李某犟嘴,即哈某對李某說:“其實我也不想打你,既然在一塊兒,就好好喝酒”;李某說“那你把我打著干啥哩?”李某說這話時口氣很強硬,我當時就氣上來了,順手拿起一個空啤酒瓶朝勇娃的頭部打了去,啤酒瓶當時就爛了……(詳見證據材料卷第86頁第4行、第76頁倒數第2行、第80頁倒數第4行哈某本人的供述,另有陳某在證據材料卷第47頁第2行的供述以及宋某在證據材料卷第129頁第11行的陳述可以佐證)。哈某所實施的本次犯罪行為與朱某沒有任何關系,完全是一個獨立的犯罪行為,而且事發時朱某正在睡覺(詳見陳某證據材料卷第52頁第10行以及第56頁第8行的供述、施某在證據材料卷第124頁第1行的供述、宋某在證據材料卷第131頁第14行的陳述以及俞某在證據材料卷第141頁倒數第4行的陳述可以佐證),所以不能將朱某的一句“收風”這個犯意無限擴大到間隔兩個多小時后的另一個犯罪行為上。

      5、“至于17時許,陳某又將李某拉至屋外,哈某緊跟其后,陳某又用空啤酒瓶對李某頭部進行毆打,致使李某躺倒在地不省人事”這一行為與朱某更沒有關聯,因為朱某此時正在睡覺,而且陳某毆打李某的原因也非常明確,即“我把李某叫到外面華干路上說,里面干啥你不知道嗎?你趕緊該干啥干啥去,那個小伙即李某不聽我的又跟上來了,我說,你把我看不上嗎?他說,嗯,看不上,他就跟我到了房子里,我給大家說,這個小伙看不上我,哈某把那個小伙叫出去了,我也就跟著出去了,隨后,哈某就用啤酒瓶毆打,我也跟著出去毆打了……(詳見證據材料卷第68頁第8行——第16行陳某本人供述以及哈某在證據材料卷第81頁第10行的供述、宋某在證據材料卷第129頁倒數第3行和136頁第1行的陳述、俞某在證據材料卷第148頁倒數第4行的陳述可以佐證)。同時,在李某受傷后,朱某還遂生不平,起床后打起了陳某(詳見陳某在證據材料卷第68頁倒數第1行的供述),這也間接說明朱某與陳某根本就沒有傷害李某的意思聯絡。由此可見,陳某毆打李某的行為與朱某也沒有任何關系,完全是一個獨立的犯罪行為。同樣,更不能將朱某的一句“收風”這個犯意再次無限擴大到間隔三個多小時后的另一個犯罪行為上。

      總之,朱某在本起傷害案件中沒有傷害李某身體健康的故意,如果說朱某講“收風”這句話是犯意的話,那這個犯意最多也只能持續到“哈某用胳膊肘在李某臉部打了一下,致使李某鼻孔流血,并對李某進行了口頭教訓”這個行為上,至此,朱某的犯意也就結束了。至于時隔兩個小時之后哈某所實施的毆打行為以及時隔三個小時之后陳某所實施的毆打行為則完全是兩個獨立的犯罪行為,與朱某沒有絲毫關聯。因為他們所實施的毆打行為具有直接的犯罪目的和犯罪動機,都是為了要面子,逞強好勝,而此時的朱某正在酣酣大睡,對他們的毆打行為毫不知情。因此,辯護人懇請法庭特別注意哈某和陳某實施犯罪行為的原因、所間隔的犯罪時間段以及朱某正在睡覺這個特定的情節,不能隨便將朱某的一句“收風”這個犯意擴大到間隔一個時間段后的另一犯罪行為上,假如當天18時、19時、20時等等之后其他人再發生打斗的話,所造成的危害后果難道依然還與朱某的這句“收風”有關嗎?朱某在酒場上的一句戲言難道能達到一言九鼎、一呼百應的效果嗎?如果將“收風”這句話隨意無限擴大的話,必將違反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所造成的社會后果就是人言可畏、岌岌可危、惶惶不安。

      其次,從犯罪的客觀方面來看,朱某不僅沒有實施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相反,在受害人受傷后還在第一時間積極救助。

      1、在整個案發過程中,朱某雖然說了“收風”這句話,但自始至終沒有動受害人一根汗毛。因為朱某主觀上就沒有傷害受害人的動機,說“收風”這句話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讓李某喝酒,并不是為了打他,更不可能置他于死地。真正傷害李某的人是哈某和陳某,況且他們打擊的都是要害部位。如前所述,哈某和陳某所實施的毆打行為則是兩個獨立的犯罪行為,與朱某沒有絲毫關聯。

      2、在受害人李某受傷后,朱某遂生不平,起床后還打起了陳某,而且在第一時間與俞某和宋某一起將李某送到醫院積極救治,直至向公安局報案。這充分說明朱某與李某的感情基礎深厚,關鍵時刻能夠挺身而出,在朱某這樣的行為舉動下又有什么依據可以說明朱某具有傷害李某的故意呢?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說明李某所遭受的危害結果與朱某有關呢?

      再次,李某所遭受的危害結果與朱某的行為不具有因果關系。根據刑法理論上因果關系的判定,本案屬于介入其他因素的因果關系,即本案如果不介入第三人的因素即哈某和陳某的毆打行為是絕對不會發生危害結果的,單純朱某的一句“收風”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發生死亡的危害結果,而哈某和陳某的毆打行為又獨立于朱某的行為,因此,李某所遭受的危害結果與哈某和陳某的毆打行為具有直接因果關系,與朱某的行為則不具有因果關系。

      綜上所述,朱某在本案中既沒有主觀故意也沒有實施犯罪行為,根據刑法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公訴機關指控朱某涉嫌故意傷害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不能成立。

      二、公訴機關于2012年9月19日退回某縣公安局要求補充偵查的“關于朱某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具體行為”的證據屬于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同時,證人證言前后矛盾,應予以排除,不具有可采性。理由如下:

      首先,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0條的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然而,某縣公安局補充偵查的證據屬于以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應予以排除。

      1、在向陳某、哈某、宋某、俞某、李某、施某六個證人發問朱某的作用時,首先限定了大框架即“朱某在本案中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引誘證人回答的只能是所起作用大小的問題,即出現了所謂的決定作用、指使作用、主謀作用等,這不符合法律邏輯。正常發問應該是“有無作用,如果有,是什么作用?”。同時,這些證人還都對作用問題進行了分析推理。

      2、這次補充偵查并沒有按要求補充朱某在本案中的具體行為問題,都是圍繞朱斌硯所起作用大小問題補充偵查的,屬于遺漏的重要定罪情節,因為無行為則無犯罪,應該繼續補充偵查,否則,公訴機關要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

      其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74條關于證人證言的審查認定規定,這次補充偵查的證人證言不符合證言的特征且前后矛盾,不具有可采性。

      1、證人證言的內容必須是對事物的直接感知,即人們通過自己的肉體感官(眼、耳、鼻、舌、身)直接接觸客觀外界得到的所見所聞,是一種感性認識。而本案六位證人所作的證言完全不是直接感知到的東西,而是一種分析推理,所有回答模式都是結論加具體理由。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75條的規定,證人的猜測性、評論性、推斷性的證言是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像朱某當時是在假裝睡覺之類的話很明顯就是一種猜測性的證言,根本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事實上,分析某在本案中有無作用以及作用大小問題,那是人民法院的職責,是需要法官結合案件材料和法律規定進行分析推理的,這些證人無疑是在扮演法官的角色,無疑是在替法官說話。

      2、這次補充偵查的證人證言與之前的詢問筆錄大相徑庭且前后矛盾,竟然出現了“朱某在社會上當混混”之類的侮辱性語言,不知說這些話的依據在哪里?另外,還提起“朱某是宋某、俞某以及李某中的老大”,不可否認,朱某也是職中整個汽修班同學中的老大,不能因為他的年齡最大,就想當然地推斷他是社會上的混混。其實不然,朱某還是一名青年志愿者,多次參加社會公益活動,無償獻血多次,這些難道是社會混混的表現嗎?至于問起為什么打李某?幾乎所有回答都指向了與朱某有關,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減輕自己的責任,但無論怎樣辯解,也抹滅不了自己所實施的毆打行為,懇請法庭結合全案事實分析甄別有矛盾的證人證言。

      三、朱某本人及其父母在家庭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向受害人家屬進行了積極賠償,已經取得了受害人家屬的諒解。

      朱某本人還是一名在校學生,沒有收入來源,其父母親都是下崗職工,且其母親體弱多病,靠吃低保維持生活。盡管家境貧寒,但事發后朱某的父母還是發動親朋好友籌劃借款,對受害人家屬進行了積極賠償,已經取得了受害人家屬的諒解,懇請法庭充分考慮這一情節,免除對朱某的刑事處罰,以爭取朱某及早回歸社會維持家庭生計。

      總之,被告人朱某作為一名剛剛成年的在校學生,一名青年志愿者,以后的路還很漫長,懇請法庭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的精神和要求,同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第(一)項“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規定,宣告朱某無罪。

      以上辯護意見請法庭予以充分考慮!

      此致

      某市中級人民法院

      辯護人: 

      二 0一三年一月十日

     
  •        案件簡述:案件結果:法院充分聽取辯護人的意見,雖沒有完全采納辯護人關于免于刑事處罰的意見,但充分考慮到辯護人提出的案件情節輕微的事實,最后判處被告段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段某某可以回家和家人團聚。

    為段某某故意傷害罪一案的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云南蒼洱律師事務所接受XXX的委托,指派我擔任段某某故意傷害案的辯護人,接受委托后,我認真查閱了案卷材料,會見被告人,詳細了解本案的事實,剛才又參加了法庭調查,對案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辯護人對公訴方指控被告人段某某犯故意傷害罪沒有異議,但在量刑時建議法庭充分考慮本案犯罪情節輕微這一事實,依法對段某某免于刑事處罰,理由是:

            一、本案屬于典型的農村鄰里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在案件中有嚴重過錯。

    本案查明的事實是,雙方是世代居住在一起且有親戚關系的隔壁鄰居,平時雙方也沒有大的矛盾。被害人因雙方小孩在學校里發生糾紛,在老師、村支書出面調解之后,再次沖到本案被告人家,指責一名六歲的小孩,導致雙方發生爭吵,而在爭吵中,被害人不顧雙方是親戚關系,僅僅是因為這么小的事情,竟然沖回家中,拿了斧頭沖到案發現場,準備傷害本案被告人及其70余歲的老父親,被告人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才不得已拿起棍子,將被告人打傷,因此,本案被害人在案件中有嚴重過錯。

           二、本案段某某的犯罪情節輕微,而且屬于自首,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和第三十七條的規定,依法可以免除處罰。

           首先,如前所述,本案被害人的過錯是案發的主要因素,被害人有嚴重的過錯。

           其次,本案案發后,段某某主動報警,并前去迎接警察的到來,在被害人的輕傷鑒定結果出來后,公安機關口頭傳訊時,被告人積極到公安機關,并如實供述自己的所有行為,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的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第三、本案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比較小,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實可以看出,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主要是頭部的三個小傷口,在鑒定時,累計才達到輕傷的鑒定標準,被害人僅僅住了六天的醫院就已經治療痊愈,因此,對受害人造成的傷害是比較小的。

          第四、本案在案發之前,被告人段某某從沒有受過什么刑事處罰,屬于初犯,本案的案發屬于偶發性犯罪,而且被告人對被害人的傷害是在被害人手持斧頭,可能對被告人造成更大傷害的情況下實施的,具有明顯的防衛性質,這種傷害和一般的故意傷害的主觀惡性相比較是很小的。

          另外,案發之后至今為止,段某某的認罪態度極好,家屬已經在沒有追究被害人的過錯責任的情況下,東拼西湊,全額對被害人進行了賠償,也取得了被害人家的諒解。

          綜上所述,辯護人請求法庭根據本案的事實和情節,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和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第三條第二點關于適當多適用非監禁刑罰的原則,結合懲罰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審判原則,依法認定本案段某某的犯罪較輕,對段某某免于刑事處罰。

           辯護人:

           2010年5月26日

            案件結果:法院充分聽取辯護人的意見,雖沒有完全采納辯護人關于免于刑事處罰的意見,但充分考慮到辯護人提出的案件情節輕微的事實,最后判處被告段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段某某可以回家和家人團聚。

     
  •       案件簡述:本辯護人認為,駱某某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不構成犯罪。

    審判長、審判員、公訴人:

           我受本案被告人駱某某親屬的委托和云南國平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擔任駱某某的辯護人參加本案的審理。首先,請允許我向本案被害人家屬表示同情,對本案的不幸發生表示遺憾!

           本辯護人認為,駱某某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不構成犯罪。

           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強奸、綁架以及其它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在本案中,駱某某、賈某某、黃某某等人,忽然遭到袁某某、李某、李某、趙某、普某、謝某某、楊某某等人用鋼管暴力毆打。駱某某看見賈某某被幾個人用鋼管圍打,在同伴賈某某的生命遭受不法侵害,危在旦夕之時,挺身而出,搶下行兇者手中的鋼管,進行還擊。其沒有傷害他人的主觀故意,其目的是為了保護同伴,使其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對方人多,都手持鋼管,且經過預謀。而駱某某這方赤手空拳,遭受突然襲擊,毫無防備。雙方的力量懸殊過大,要保命這是唯一的辦法。若沒有這一防衛行為,死亡的將是同伴或自己。因此,根據法律的規定,駱某某的行為不屬于防衛過當,構不成故意傷害罪,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退一步講,如果法院經審理,認為駱某某的行為屬于防衛過當。也請法院在量刑時充分考慮到:其一、現有證據不能認定駱某某是主犯。被害人是被誰打死的,這一關鍵案情不明,存在疑點。駱某某雖然供稱打過對方的頭部,但這一情節沒有其他人的供述或證言或其他證據證實,也就是說沒有誰看見駱某某打過被害人的頭部。不能僅憑駱某某一個人的口供認定被害人是被其打死的。其二、駱某某以前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行為,屬初犯、偶犯,社會危害性較小。其三、其自被公安機關抓獲至今,以及在今天莊嚴的法庭上,坦白交待自己的行為,真誠悔罪。其四、本案確實是情有可原的。

           綜上所述,懇請法院根據本案事實和證據,給駱某某一個公正的判決。謝謝法庭!

          駱某某的辯護人:

          二00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         案件簡述:案情簡介:2006年5月的某一天傍晚,20歲的被告人張某為了報復將其父親打傷的馬某,糾集了與其年齡相仿的6個同伴,商量共同去打馬某,7人蒙著面,2人持手槍,5人手持砍刀,分乘兩輛摩托車,找到正在某修理廠修車的馬某,張某等人用刀子將馬某砍傷,在張某等用刀子追砍馬某的時候,拿槍的石某在遠處站著,修理廠的老板牛某聽見有異常聲響后跑過去看,持槍的石某朝牛某開了一槍,牛某倒地,7被告人逃離現場,馬某、牛某被群眾送往醫院搶救,牛某經搶救無效死亡,經法醫鑒定,牛某系被他人用自制槍彈射入肺部、心臟致。。。

         案情簡介

          20065月的某一天傍晚,20歲的被告人張某為了報復將其父親打傷的馬某,糾集了與其年齡相仿的6個同伴,商量共同去打馬某,7人蒙著面,2人持手槍,5人手持砍刀,分乘兩輛摩托車,找到正在某修理廠修車的馬某,張某等人用刀子將馬某砍傷,在張某等用刀子追砍馬某的時候,拿槍的石某在遠處站著,修理廠的老板牛某聽見有異常聲響后跑過去看,持槍的石某朝牛某開了一槍,牛某倒地,7被告人逃離現場,馬某、牛某被群眾送往醫院搶救,牛某經搶救無效死亡,經法醫鑒定,牛某系被他人用自制槍彈射入肺部、心臟致內出血休克死亡,馬某損傷屬重傷,傷殘屬三級。公訴人指控張某應該對該兩起傷害后果都承擔刑事責任。本律師為張某做刑事辯護,

         共謀而實行過限”的刑法理論

         這一辯護就涉及一個刑法上的前沿的理論問題。關于“共謀而實行過限”的認定與處理。所謂實行過限,又稱共同犯罪中的過剩行為,是指實行犯實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為。我國刑法對實行過限沒有明文規定,但根據我國的刑法理論,行為人只有對某一危害結果主觀上具有過錯的情況下才能負刑事責任。而過限行為超過了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圍,因此,應當由實行人對此過限行為單獨承擔刑事責任,其他共同犯罪人對對此過限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這就是我國司法實踐中處理實行過限的原則。

          辯護的焦點:張某是否應該對槍致牛某死亡的后果承擔刑事責任?

           張某對馬某的故意傷害承擔全部的刑事責任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張某是否應該對牛某的傷害后果承擔全部責任?就值得探討。在所有的案件材料中,不管是張某的供述,還是其他被告的供述,都可以認定這樣一個事實,張某只讓打馬某,張某也不認識牛某,而且對石某開槍打牛某的傷害行為與結果,張某起初一點都不知道,也只是在事后聽石某敘述的。因此,本律師認為,對牛某的傷害結果,張某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審判長、審判員:

            陜西致易衡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張某姐姐委托,指派本律師為張某因涉嫌故意傷害罪一案一審的辯護律師。接受委托后,我會見了張某,查閱了本案的案卷,特別是通過今天的庭審,使我對本案有了全面的了解。現結合本案事實,依照法律發表以下辯護意見:

            對于起訴書所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實,辯護人沒有異議。但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張某對石某開槍致牛某死亡的結果不應承擔刑事責任,同時張某還具有以下法定和酌定減輕處罰的的情節。

          一、被告人張某具有立功表現,有公安機關報XX縣檢察院的“張某檢舉立功材料”為證。根據我國《刑法》第68條的規定,被告人張某具有法定的減輕處罰的情節。對張某減輕處罰,能夠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果和良好的示范作用。而且也符合我國刑法以教育為目的、以懲罰為手段的立法宗旨。更體現了我國當前對青少年犯罪采取寬嚴相濟的審判原則。

          二、被告人張某對石某開槍致楊軍峰死亡的結果不應承擔刑事責任。

          1、石某開槍致牛某死亡屬于刑法上所指的“共謀而實行過限”的行為。也就是說張某與石某等共謀的是傷害馬某的行為,而沒有共謀傷害牛某,石某的行為屬于共同犯罪中的過限行為。

          所謂“實行過限”,又稱共同犯罪中的過剩行為,是指實行犯實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為。我國刑法條文對實行過限沒有明文規定,但根據我國的刑法理論,行為人只有對某一危害結果主觀上具有過錯的情況下才能負刑事責任。而“過限行為”超過了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圍,因此,應當由實行人對此過限行為單獨承擔刑事責任,其他共同犯罪人對該“過限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這就是我國司法實踐中處理實行過限的原則。

          2、主觀方面,張某對石某開槍致牛某死亡沒有共同的故意,也就是說張某在主觀上沒有傷害牛某的犯罪動機。在庭審調查中張某和其他被告人均陳述,張某因其父親被馬某毆打才找人報復馬某,張某故意傷害的目標是馬某,而不是牛某,張某既不認識牛某,也與牛某無怨無仇,對石某致死牛某的過程一無所知,只聽到一聲槍響。因此,張某對石某開槍致牛某死亡在主觀上沒有共同的故意。

          3、客觀方面,張某也沒有實施致牛某死亡的傷害行為,被告人在庭審中和其他被告人在偵查機關的詢問筆錄中均陳述,張某到現場后,第一個持刀去砍馬某,張某一直在追砍馬;張某本人也陳述到:他在追砍馬某的過程中,對石某傷害牛某的行為一無所知,只聽到槍響。因為當時天黑,張某沒有看到除馬某以外還有其他人,更不知道還有其他人受傷。張某對石某傷害致死牛某的行為,因為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客觀上張某也無法阻止石某傷害牛某的行為。

           4、從犯罪的構成來講,上述兩方面說明張某主觀上沒有傷害牛某的犯罪動機,也沒有與石某形成傷害牛某的共同故意;客觀上張某也沒有參與和實施傷害牛某的行為。

           根據我國《刑法》第25條的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石某傷害致死牛某的過程中,張某與石某沒有共同的故意。因此,張某在石某致牛某死亡的犯罪中與石某不屬于共同犯罪。故意傷害致死牛某的刑事責任應由石某獨自承擔,張某不應對石某的這一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三、被告人張某犯罪后,其親屬在家庭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積極給受害人及其家屬賠付11萬元,這體現了張某及其親屬認識到張某犯罪的嚴重性,并表示真心悔罪的心態。被告人張某能夠積極給受害人及其家屬賠付,認罪態度好,應酌情減輕處罰。

           四、在故意傷害案件中,受害人馬某打傷張某父親,是本起傷害案件的直接誘因,馬某雖然是本案受害者之一,但馬某此前打傷張某父親的違法行為,直接導致張某報復性傷害行為的產生。受害人張某在本案中有嚴重的違法行為,應減輕張某應承擔的法律責任,這一方面顯示法律的公平與公正,同時也有利于對具有違法行為人的教育。故應對張某酌情減輕處罰。

            五、張某當庭能夠如實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并真心向受害人親屬道歉,認罪伏法,積極悔罪,認罪態度好,應酌情減輕處罰。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張某具有立功表現,其對石某傷害致死牛某犯罪行為不應承擔刑事責任,這樣才能體現罪刑相當的原則。張某犯罪后其親屬積極賠付受害人及家屬11萬元,能夠真心悔罪,且當庭如實交代犯罪事實,認罪伏法,認罪態度好,對其減輕處罰,不僅有利于被告人回歸社會,更能體現出人民法院通過審判形式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作用。辯護人懇請合議庭在合議本案時采納辯護人的上述辯護意見,請求對被告人劉輝減輕處罰并適用有期徒刑。

     
  •   案情簡介:某技校05級的同學和06級的同學,因為瑣事發生20余人的聚眾斗毆事件,被告人胡某是05級的參與者,被害人水某也是06級斗毆的參與者,在打斗過程中,水某致急性硬膜下血腫,腦挫裂傷,司法鑒定為重傷,胡某等三被告涉嫌故意傷害罪被依法提起公訴。

            辯  護  詞

    審判長、審判員:

      陜西致易衡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胡某親屬的委托,指派徐娟娟律師做為其因涉嫌故意傷害罪一案一審的辯護律師。現結合本案事實,依照法律發表以下辯護意見:

      一、從本案的事實和情節看被告人胡某的危害行為情節相對較輕。胡某系徒手擊打被害人未持任何工具,主觀惡意小。

      A被害人水某見卷的第頁陳述:“我看見他們進來的05級學生將我們06級的學生圍起來打,我便上去幫忙,被05級的胡某)推倒在西南角的床上,我便和他相互拳腳相打…”。

      B、被告全某陳述(見卷的第頁)“我到床邊看見胡某在西南角床上把一個娃用拳頭在臉上、頭上打…..”。

      C、聚眾斗毆的參與者石磊鋒(水某的同學)陳述(見卷第頁):“胡某一個手壓他的頭(指水某),另一個手在用拳頭打….”。

      D.胡某本人也兩次陳述是用拳頭擊打被害人水某的。以上的陳述相互印證。因此,足以證實被告胡某空手擊打水某的事實。而其他兩個被告是用木棒擊打水某頭部的。

      二、被告人胡某拳頭擊打被害人的行為,與被害人重傷害的無明確的因果關系無法證明。

      1、司法鑒定書中對被害人的重傷結果是屬于木棍所造成的?還是被拳頭擊打造成的?沒有明確的鑒定結論,被害人的重傷的后果是誰造成的?也沒有確定的鑒定結論。

      2.被告胡某徒手打擊被害人,是否能造成水某頭部重傷害的結果,被告胡某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沒有足夠的證據予以印證。

      3、被告胡某為赤手空拳毆打被害人,顯然打擊力度要比木棒小得多,也就是說被告胡某的毆打行為對重傷害的參與度是極低的。拳頭毆打被害人頭部致重傷害結果比木棍造成的的可能性小得多。

      三、被害人有過錯,法院應考慮這一重要情節,并作為減輕被告人處罰的依據。

      水某不是一個無辜者而是聚眾斗毆的參與者,被害人水某在一開始就手持板蹬腿積極參與斗歐,在水某用板凳腿毆打被告胡某同學(本案的另一個被告)頭部的情況下,胡某才對水某用拳頭進行毆打的,因此,被害人的過錯應該予以考慮,并對被告胡某減輕處罰

      四、三被告人已對被害人水某所有經濟損失進行了全面足額的賠償。

      到開庭時止,三被告積極賠付被害人的損失/萬元,其中,胡某的父母在事發之初拿出了/萬元積極賠付,并且和其他被告人的父母在醫院輪番照顧水某,在庭前的調解中,水某的父母也表示對四位家長的付出表示感謝,因此,請求人民法院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賠錢減刑”緩解矛盾,體現“寬嚴相濟” 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四條之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五司法機關沒有查明三被告具體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定罪量刑,值得商榷。

      三被告是在無意思聯絡的情況下同時對水某實施侵害的,屬于刑法理論上的同時犯,根據罪責自負的原則,應當根據被告人各自的行為和危害結果分別定罪量刑

      在能夠分清個人的具體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的前提下分別定罪量刑無可質疑。而本案件中司法機關并沒有查明三被告具體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如何定罪量刑,我國司法實踐中是個空白,韓國、日本的刑法對該類案件的量刑均以未遂犯罪處罰,我國學界多持肯定觀點,對我們處理此類案件頗有啟發,本辯護人認為:司法機關畢竟尚未查明誰是直接致害的行為人這一重要情節,所以在對被告人判處刑罰時應當適當留有余地,對該三被告人的行為認定為故意傷害罪的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體現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和罪責相當的基本原則。

      六未成年犯罪的處理的方針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式,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1、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是由青少年時期生理、心理發展及社會不良因素與社會消極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從未成年人到成年人,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是一個社會屬性不斷增加的過程。未成年人人格結構尚不穩定,或者尚在形成過程中,人格理論的研究成果表明,人格特質在出生后的18年內基本形成,其中12—18歲是人格形成的最為關鍵的時期。這一時期具備臨時偶然地犯罪,往往有所悔悟,易于教育和矯正,具有較輕的人身危險性。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的棟梁,應該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

      2.《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8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式,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這是我國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處理的基本方針。對于未成年人犯罪,處罰只是手段,教育保護才是目的。

      3.和諧社會包括家庭的和諧和社會的安定有序。未成年人犯罪是其自身的悲哀,也是家庭的不幸,更是和諧社會之痛。沒有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就沒有家庭的安寧,也就沒有社會的穩定。人民法院處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的核心環節,只有牢牢抓住“以人為本”這個核心,進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七.應擴大對未成年人管、緩、免等非監禁刑的適用原則

      1、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出發,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和“輕上加輕”的原則,慎用刑罰,可判實刑可判緩刑的堅決判緩刑,竭盡全力,為他們完成社會化任務提供好的社會環境和客觀條件。

      2.從我國當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探索進程來看,讓未成年人犯回歸社會已經成為改革的趨勢和主流

      3.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量刑時,盡量以非監禁刑、免刑代替監禁刑。不僅考慮犯罪性質、情節以及后果,而且考慮未成年人的生活背景和矯治條件等因素,應淡化刑事懲罰色彩,強化教育矯治含量,實現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收監關押效果不如宣判緩刑。要把判實體刑看作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后措施。對未成年人實行輕刑化,體現對他們的人文關懷,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給未成年人提供一個寬松的改造和成長空間,

      八被告人胡某具有法定從輕、減輕的法定情節。

      胡某在實施侵害行為時是未成年人,且一貫表現良好無前科,對公安機關如實陳述了其毆打被害人的事實,有悔過的表現。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應該從輕或減輕處罰。

      綜上所述,應該根據被告人胡某的危害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民事賠償情況、被害人過錯情況、及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規定,減輕對被告胡某的處罰,并適用緩刑。

     
  •        案件簡述:公訴機關對被告人劉某犯有故意傷害罪的指控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應依法判決宣告被告人劉某無罪。理由如下:一、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某故意傷害被害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1.被告人劉某在主觀上并無傷害被害人的故意。2.被害人陳述的事實與公訴機關認定的事實不符,證據不足。3。公訴機關提供的多份證人證言,并不能夠證明被告人胡大秋實施了傷害行為。二、被害人輕傷的證據不足,公訴機關指控罪名不成立。1、鑒定結論所采納的鑒定依據和材料存在重大失誤,不能作為認定輕。

    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及《律師法》的規定,遼寧華峰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劉某家屬的委托,指派我為被告人劉某擔任故意傷害案第一審辯護人。接受指派后,我仔細地查閱了本案的卷宗材料,會見了被告人劉某,現結合庭審調查已查明的事實,發表如下辯護詞:

    我的辯護意見是:公訴機關對被告人劉某犯有故意傷害罪的指控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應依法判決宣告被告人劉某無罪。理由如下:

            一、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某故意傷害被害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

           1.被告人劉某在主觀上并無傷害被害人的故意。

            當天是因為孩子的事,張女與李女產生糾紛,撕打在一起,劉某并不是打架雙方的當事人,劉某只是看到自己的妻子李女被打而上前用礦泉水瓶去打張女,并沒有傷害被害人的故意。假設劉某真的有拔拉行為,也只是在拉架過程中的過失行為,根據法律規定,過失致人輕傷是不承擔刑事責任的。

           2.被害人陳述的事實與公訴機關認定的事實不符,證據不足。

          首先,公訴機關認定的事實稱,“被害人上前拉架時被劉某推倒在地”,而在被害人的筆錄中卻記載“是那個男的拉我肩膀把我摔倒在地上”。可以明顯看出,公訴機關認定的事實與被害人陳訴的事實嚴重不符,拉我和推倒的方向是相反的,完全是兩個動作,依據被害人陳述的“拉我”,是不能夠認定成“推倒在地”的矛盾結果的。

           其次,被害人陳述的這份證言的取得方式違反了法定程序。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八十九條和第一百九十一條的規定,“詢問時,應當告知證人、被害人必須如實地提供證據、證言和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應負的法律責任。偵查人員不得向證人、被害人泄露案情或者表示對案件的看法,嚴禁使用威脅、引誘和其他非法方法詢問證人、被害人。”而在被害人的筆錄中,公安機關的前三個問題依次是“你是什么時間被打傷的?在什么地方被打的?打人的一方是誰?”這份證據的取得嚴重違反了法定程序。

           因此說,被害人陳述的可信性是比較差的,作為證據而言,它的證明力是很弱的。

           3.公訴機關提供的多份證人證言,并不能夠證明被告人胡大秋實施了傷害行為。

    公訴機關的證據中有共9位證人的證言。其中,只有3位證人的證言證明劉某打傷了被害人,其他證人證言都沒有證明劉某打傷了被害人。

            關于張女的證言,當時張女正在與李女互相抓頭發低頭撕打,劉某與被害人并不在張女的視線范圍之內,這份證言是不真實的,況且,張女與被害人又是母女關系,因而,這份證言是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

            關于證人a的證言,證人a在2006年9月14日和2007年11月3日共出了兩份證言,2006年的證言說“但是怎么倒的我沒看見”,2007年的證言說“劉某伸手一拔拉被害人,就把被害人拔拉倒了”。一個證人對同一事實說成了兩樣,不排除在一年的時間里證人a受到外界因素影響的可能,互相矛盾的證人證言是不真實的,建議法庭不予采信。

            關于證人b的證言,證人b與被害人住在同一個樓,是多年的老鄰居,與被害人有一定的利害關系。公安機關在筆錄中問證人b,“被害人在2006年8月24日被打一事,你在場嗎?”這種誘導的詢問方式違反了法律程序規定,這份證言又是在事發后4個月取得的,有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因而這份證言的可信性比較差。

           二、被害人輕傷的證據不足,公訴機關指控罪名不成立。

           1、鑒定結論所采納的鑒定依據和材料存在重大失誤,不能作為認定輕傷的證據。

    被害人于2006年8月24日至8月31日9時在xx市中心醫院住院治療,于2006年8月31日11時至9月7日轉院到xx公司醫院住院治療。xx市中心醫院的最后診斷為:腰骶部外傷。xx公司醫院的最后診斷為:腰5骶1間盤突出,L2-3,L3-4,L4-5椎間盤膨出。而xx市中心醫院法醫司法鑒定所的司法鑒定意見書中稱,“被害人,因糾紛被人推倒在地,傷至腰骶部,右肘及左手,經檢查診斷為腰2及胸12錐體楔形變,收入院治療。”可以明顯看出,鑒定結論并沒有依據醫院的最后診斷作出,而僅僅是依據2006年8月24日的X線檢查(23138-CR)結果作出,這份X線檢查(23138-CR)報告單的診斷為:腰2及胸12錐體楔形變,建議CT或MQI檢查。在2006年8月25日對腰1,腰2及胸12錐體的CT檢查診斷結果為:腰椎骨質增生。

           也就是說,鑒定結論并不是依據被害人的住院病志和最后的CT檢查診斷結果作出的,而是依據2006年8月24日的X線檢查(23138-CR)結果作出的,僅僅依據初步診斷結果而草率作出的鑒定結論,是與事實真相不符的,是不能作為認定被害人輕傷的證據的。

           2.鑒定結論缺乏科學性,不能作為證據被采信。

           xx市中心醫院法醫司法鑒定所的司法鑒定意見書中稱,腰2及胸12楔形變即為壓縮骨折。根據醫學理論及臨床經驗,楔形變達到一定程度才能稱為壓縮骨折,并不是所有的楔形變都是壓縮骨折。沒有準確的醫學診斷證明,鑒定結論是缺乏科學性的,作為證據而言,它的可信度較差,建議法庭不予采信。

           3.遼寧北方司法鑒定所的鑒定結論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公安機關應當指派具有鑒定資格的人進行鑒定。遼寧北方司法鑒定所的鑒定人不具有鑒定資格,所作出的鑒定結論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綜上所述,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某故意傷害罪的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應依法判決宣告被告人劉某無罪,以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尊嚴。

           以上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參考,望予采納。

          辯護人:

          200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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